书籍是学到很多未知东西的诀窍，我读的这本书是作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时候想做到真正理解书的内容，是可以通过读后感来加深印象的。您在寻找好文章吗看看“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吧，期盼这篇文章能够激励和鼓舞您！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
近日闲来无聊，在网上读了一篇郭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坦白的说，对我这样一个并非文科出身，将来也无心向文的青年来说，读懂这篇文章已是不易。好在书后多有注解，囫囵吞枣下去也可以看出个端倪来。都说以史为鉴，透过这篇可以称为历史论文的祭文，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引以为戒的。
首先是李自成进京后迅速的腐败。当年在毛主席带着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之前，曾经极力向全党推荐郭老的这篇文章，而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全党能以李闯王为前车之鉴，能让新生的政权稳定下来。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郭沫若先生的另一层意思，即对李岩被杀的痛心疾首。这李岩是何许人也？简单一点说，和屈原是一个类型，都属于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按郭老的意思，要是李岩不被杀，大顺政权或许能就此扎下根来，至少不会败亡的如此让人不可思议。这里我无意贬低郭老先生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看法，只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悲的英雄。
按郭老的考证，这李岩是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看法和作为必定比刘宗敏一伙的流寇要高一个档次。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的真知灼见必定会得到大家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在闯王进京之前，李岩的地位一直是处于上升期的，可一旦颠覆了朱明王朝，他这种木秀于林的地位是很容易招来麻烦的。古往今来，庙堂江湖，这样的事天天在上演。俗话说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某臣亡，这也没什么值得唏嘘的。而可悲的是，他死的太早了些，李顺政权的统治者太过乐观了，以为进了北京城，面南背北一座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当皇帝了其政治头脑之简单，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李岩跟这样一帮人共事，如果他不急流勇退的话，摆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顶多是或早或晚而已！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2】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之死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对我们的反思是，人治体制下的人才生存是无法保证的。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才仍然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仍然是每个国家和企业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用现实的思维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3】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4】
1944年的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这篇文章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趁着午间休息和晚上下班后的时间，读完了一遍，尝试着将读完后的感觉记录如下：
郭沫若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着名的一支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了如下两条原因：
1、用人不当，主要是对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的错误使用；
2、军纪废弛：部队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只知享乐，腐败蔓延。
郭沫若似乎不太愿意批评李自成，将李自成的失败责任，差不多全部归结于牛金星和刘宗敏两人。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李自成的威望和影响力，在用人方面适当，如果没有李自成的首肯，牛金星和刘宗敏断无法做到丞相、权将军这样的高位的。在军纪方面，李自成喜欢身先士卒，虽然能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但是作为一名最高统帅，如果过于乐于身先士卒而缺乏对于重要岗位人才的甄选、考察、使用，只能说李自成不是一名成功的统帅。
和李自成出身类似的刘邦文才不如萧何，武功不如韩信，谋远不如张良但是创立了汉朝，主要是还在选人、用人上比李自成成功太多倍所致。李自成，做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将还可以，做统帅似乎勉为其难，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5】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由郭沫若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35，小编精心整理的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评《甲申三百年祭》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6】
郭先生写作此文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甲申之变，年代亦更加久远。但历史永远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无论山河如何变换，岁月如何流淌，依旧是那些警示冰封。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次色彩鲜明的起义。此后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达到了秦朝末年以来农民战争的高潮。其规模和影响都令人震惊。然而，令人扼腕嗟叹的是，二者都以惨烈的失败而收场，犹如两个瞬间喷薄的烟火，绚丽夺目，却又短暂易逝。
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不发人深省。
农**动，向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惧之既深，恨之既切，却又往往对运动本身嗤之以鼻，以为不过是一群草莽流寇为争衣夺食而无恶不作的行为。近代以来，阶级意识日渐浓烈的学术界又以此为根据，总结出其“阶级局限性和小农意识”是导致其运动失败的根源。我同意封建统治阶级和现代主流史学家的观点。
但窃以为，农**动最主要的动力在于人的内心，其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以一个看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梦想”为根基的。诚如郭先生文中所述，张、李、罗三路人马起事初衷以及做事风格不尽相同，然而我相信他们三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谋而合的想法。不仅是他们，其麾下的文臣武将以及众喽啰也都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那就是：
摆脱贫穷低贱的生活，做一个正派正常的人。
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这只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论种族与名族、不论肤色与年龄都会有的一种属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的两个基本需求。当时，无论是明末清末，安居乐业，对农民来说，早已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生存状态。
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豪绅恶霸横行乡里，连年征战征丁让一个个家庭难以承受。无米下炊，更要逃捐避税、保全壮丁，真可谓苦不堪言。物极必反。人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勤劳的忍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必须站起来。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来说，有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实在太正常了。
可是你看，尽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代表，一个个具象化了的个体，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物。嘉善转型的许多人，无论是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还是吴三桂，都是和你我一样，有着各自思想感情的社会动物。说历史也是偶然的，这句话不算太多。
整篇文章都称赞李岩和宋的建议，我们不妨从他们开始。据史料记载，李和宋对马斯洛的前两个层次的需求没有问题。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们加入李自成的军队呢？
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占很大比重。从李岩和李自成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李岩是很乐意交上李自成这样的朋友的，并且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得到了李自成的认同和尊重，满足了五个层次里的前四个层次了。宋建议的情况也可以类比，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换个角度思考，李自成起兵事业的转折，也正是遇上了这样一群俊杰的辅佐，才有了日后的蒸蒸日上。所以说，结交朋友，特别是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是成就事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最后，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问题就复杂了一点。倘若李自成率众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闯王天南地北腥风血雨闯荡十几年，一朝坐上皇帝宝座，奋斗的心也就随着目标的达成戛然而止。
其麾下众将士莫不如此，右丞相牛金星、权将军刘宗敏等人跟随闯王进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视为多年来得以实现的夙愿一朝达成而表现出的满足。只有李岩和宋献策是不同的。看来，起义的胜利并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这样，本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结果却不是令人满意的。
闯王众人日益腐化松弛，而李、宋二人日渐形影相吊、荷戟独彷徨，最后将帅离心、内部**、兵败山倒，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军成为了他人的笑柄、历史的悲剧。
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没有错。而值得警惕的几点在于：第一，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时候很容易被混淆。
当人们取得一项成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当取得多项成就的时候，这样的目光和话语会更加频繁，当以此为基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的时候，比如说当上了领导，似乎人们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目光和话语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久而久之，接受别人尊敬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似乎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而自身也变得飘飘然，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和理想。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迷失自我的。第二，假使一个人依次顺着这五个需求层次去发展，到了第五个层次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可以追寻的目标，也容易迷失自我。
古今中外那么多孤独求败的人，既是喜剧，也是悲剧，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去思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光可鉴人，宏大的画面和厚重的岁月当然能够吸引无数的目光，可是历史人物再高大，也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说得好：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就是要想成就伟业，先从自身的磨练开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从古至今都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所以，坚持自身的修养，树立向上的信念，一生都不放弃，就算是成就了小我。只有先成就了小我，才有可能成就大我。在一个组织里面，只有不断地“传递正能量”，才能心无所畏，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而不夭折。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7】
《甲申三百年祭》成文于1944年，是对1644年所发生的崇祯帝败亡、李自成大顺政权骤兴骤亡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今日读来，仍让我们对李自成的悲剧不胜感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发展，终于在崇祯十三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不断壮大，最终在崇祯十七年用了不到两个月的事件从陕西打到了北京，覆灭了明朝统治。在最艰难的时刻，李自成仅余下十八骑在身边，而其进入北京城时已拥兵百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攻占北京之后，似乎天下可以传檄而定。
然而，谁又能想到须臾之间，大顺政权就走到了败亡的边缘，区区一个多月的时间，大顺政权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从此兵败如山倒，一直摆到了九宫山下。
究其原因，不外乎忘却了“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道理，以为攻占北京城就万事大吉，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却不知卧榻之侧，早已有人磨刀霍霍了。没有警惕，我们离死亡不远。
诚如陈总所言“海航创业之初，诸君壮志凌云，披荆斩棘，方成就今日腾飞之势”，海航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的确走出了一条中国企业不平凡的发展道路，我们的众多成就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不比李自成所经历的难度小，我们今日取得的成就的确可以让我们的创业元老们小小自豪骄傲一把。
然而，李自成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思想上有所懈怠，必然就会在工作中有所表现，骄奢享乐之心就必然一发而难以收拾，工作上的疏漏之处也就随处可见了，事业的风险也就难以防范了。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写就此文五年后，在中共**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干部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明确表示“我们不做李自成”。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两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海航的各级管理干部，尤其是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管理干部，是让我们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不二法宝。
唯有“谦虚谨慎”方能“不骄不躁”，愿与所有海航同仁共勉。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8】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9】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甲申三百年祭》，祭的是一个两百多年的明朝的溃亡，祭的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惜的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短时间就迅速崩溃。
该文分为三部分：明亡之源、李自成之起、李自成之亡，从我看来，本文的核心是第三点，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 如何汲取教训对于现实的借鉴意义非常之重。
一、明亡之源
明亡的原因很多，如同其它的王朝灭亡一样，诸如腐败横行、徇私枉法、灾荒严重、国库亏空、民不聊生、皇帝昏庸……等等。
中国人民是一个朴实的民族，只有在逼迫到无法活下去的地步，才会起来造反，到了明末这么一个人相食、匪盗猖狂的景况，农民起义便是早完的事儿了。
其实，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当时的情况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明李北略》卷十三：“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
”“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们与豪门、士绅勾结，为了私利，私下征收各种税赋，鱼肉乡里。
可悲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处理黑暗政治，为什么不彻底改革它呢？
或许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决心，或许是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加上皇帝的软弱，明朝晚期的所谓改革以失败告终。
然而，如同苏联的倒台一样，这个政权溃亡的种子早在崇祯之前就已埋下，整个社会的腐败非一朝一夕之功，究其根源，是经济的停滞、律法的损坏、社会的混乱。
二、李自成之起
正是在明朝病入膏肓之际，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土匪联合起来，李自成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个能够完成伟大工作的人。
成功的政权各个相似，如同朱元璋建立明朝，一路拼杀、流血，李自成的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
李自成顺势而起，自身的智慧、军事谋略、决断力、号召力，都是重要原因，最终促使李自成的，是他得到了民心。
《北略》卷十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让人畏惧很容易，强权、刀枪面前，很多人都会退缩，张献忠如此，但强权职能得到短期的、表面的认可，难以长久，而只有像李自成这样，让广大人民去“附”的领袖，队伍才会越来越大，并让跟随他的人心悦诚服。
三、李自成之亡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政治上的短视，意识上的骄傲，生活上的腐化，军事上的放松，以及内部开始的争斗，最后终于失败。
如同陈峰董事长所评价的：“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闯王初登极位，即大兴旧制，忠言逆耳而弗听，大兵压境而无备，属下骄奢而只知享乐，士卒懈怠而军纪弛败，百事荒废，风云变幻，王朝更迭。为了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我们不禁感叹！
记得建国后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谈话时，黄炎培先生提到一个政权建立的历史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才能**不敢放松；只有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才不会有人死。”
企业的发展类似一个国家，创业初期，生活艰苦，大家齐心协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然而，一旦事业取得一定成绩，部分人开始得意忘形，开始享受、腐化，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可能有着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受不了用糖包裹的炮弹的攻击。 他们将在炮弹前输掉战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和股份公司强调合规、内部控制，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这是为集团长远发展计，作为基层管理干部，要积极学习、掌握合规、内部控制的要求，不骄不躁，严格职业操守，从流程、制度上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为集团的发展贡献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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